说《乐经》失传，主要是指“六代乐舞”这种有具体承祀对象的乐舞形态本身，但礼乐观念“未失”。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，自邈远的太古发端，到两周时期成熟，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。既然是成熟的样态，即是将理念付诸实施，在国家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用乐，所谓“乐者，德之华也”，这样的乐是用“以和邦国、谐万民、安宾客、悦远人”，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意味，在祭礼中所用之乐为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之乐，这是在“为神奏乐”。乐在祭礼仪式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鬼神的桥梁与纽带，又是祭祀仪式的兴奋剂和黏合剂，将人世间最为美好的音声技艺形式作为动态的祭品奉献于祭坛。两周时期对于国家礼乐(多指祭祀用乐)的认知详而精到，有礼乐制度的实施与其相辅相成。诸子百家依周礼而对“乐”持续性地进行诠释，诸如《礼记·乐记》、《乐论》等等，这是礼乐体系化理念的凝聚，并对后世影响深远。《经义考》称“俗乐兴则古乐亡”，这其实是对两种不同性质、具有不同功能用乐形式的混淆。《乐经》所指为祭祀所用的、在周代被奉为经典的六代乐舞，虽因始皇帝的膨胀之火使其失传，但六代乐舞所体现的那种礼乐文化观念却并未被秦火所灭。后世各朝各代依然有用于吉礼之乐，金石铿锵，干戚羽旄翩翩。当然，作为人之性情不可免者，俗乐也不可或缺，中国音乐文化恰恰是在这种礼乐(用于吉凶嘉军宾者)与俗乐并存与互动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。礼乐并未因俗乐之兴而亡，只不过是在理念的动态发展中，转而成为不相沿袭却自我尊崇的样式。何以如此?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既然祭有专祀，那么自始皇帝以降，更多是本朝制礼作乐以为祀者。赵宋绝对不会用李唐，如用，就意味着替别人祭祖，所以这种祭祀之礼乐——吉礼用乐总是轰然倒在改朝换代的门槛上，不相沿袭的吉礼用乐随着朝代更替必然失传。

古乐非因俗乐兴而亡，礼乐观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，六代乐舞作为两周时期的经典礼乐之所以在秦被废，是因为始皇帝弃周而彰显自我，所失的只是六代乐舞这种经典性乐舞具象形态自身，但“礼乐相须以为用，礼非乐不行，乐非礼不举”(《通志》)的观念，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之中，代有承继，连绵不断。